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得到了显著增强，独特性成为数字化存在的一个显著标志。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地方的人都被包含在这些网络中。实际上，大多数人暂时还没有处于这些网络之中。但是每个人都受到了这个主要社会结构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网络社会是由个体和组织通过网络，特别是数字网络，相互连接而形成的，这些连接通过互联网及其他电脑网络实现通信。“这种历史性的特定社会结构，产生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新技术范式与一些社会文化变革的相互作用。”这些变革的主要维度被标签化为自我中心社会的兴起，或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是个体化过程，以及传统社群认知中关于空间、工作、家庭和归属等概念的消解。这并不意味着社群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地域性互动的消失，而是社会解构与重组的一个导向。关系重建的过程中，文化与个人纽带在社群重建中扮演关键角色，它们根植于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及活动之中，催生了网络社群这一新型社群形态。这些社群不再受地理界限或文化差异的束缚，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共同兴趣、共享价值观以及相似信念等虚拟和精神上的联系。这种网络社群构建模式，摆脱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桎梏，让人们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自由地探索并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社群。这种社群的形成，往往围绕着特定的话题或活动，它们为个体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平台，从而促进了个体身份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莱克维茨在其著作《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普遍性向独异性的根本转变。这一理论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关注，也体现在晚期现代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中，他们追求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文化化的生活模式。例如，视频平台上的up主们通过创作独特内容获得关注，反映了独异性社会的特征。莱克维茨认为，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个体追求独特性、差异化和个性张扬上，而且在经济、文化、政治乃至宗教等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传统工业社会的逻辑建立在标准化、规模化、功能性和可替代性之上，以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为典型代表，其核心在于通过标准化和流水线作业实现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当代社会越来越追求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差异性和个性化，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它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客户定制，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正如莱克维茨在其著作《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所阐述的，独异性社会规律在经济、科技、劳动、生活方式、日常文化乃至政治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强大的架构性力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相比之下，现代典型的普适化规律则逐渐沦为支撑独异性逻辑的基础设施。独异化进程根本不是“个性解放”，其实是一个——在行为学上可以详加分析——高度动态的、制造独异品的进程，即在客体、主体、事件/活动、地点和集体这几个层面上制造独异品。莱克维茨从三个维度分析独异性社会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艺术、媒体和教育等强调原创性和独特性。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如Instagram）鼓励用户展示独特的个人生活，文化消费从大众化转向分众化（如小众音乐、独立电影）。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从生产标准化商品转向提供独特体验和服务（如“体验经济”）。平台经济凭借算法精准匹配个性化需求，而在知识经济领域，创意与符号价值已跃居核心地位。在社会关系与身份政治领域，个人身份建构从传统角色（如阶级、职业）转向自我表达的独特性（如性别流动性、亚文化身份）。社会分层的标准已不再局限于物质财富，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独异性资本”，如文化品位和网络影响力等。这种独异化社会的产生，对公共交往构成较大的挑战，独异性逻辑削弱了共同价值基础，导致社会共识难以达成，进而促使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迅速兴起，这无疑是独异性社会导致的一个后果。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我们观察到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跨文化交流让远方的他者变得可见，智能大模型等先进工具的介入，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主体间的交流，使语言障碍不再是障碍，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美好愿景。这种转变体现在权力不再仅仅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和各种机构手中，而是开始向新兴的平台、复杂的算法以及个人用户转移。这种现象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分散的、动态且高度互联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网络的形成，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个体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如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的反思性和不确定性，认为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转型。数字技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强化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如隐私泄露、信息操控、算法偏见等全球性且难以预测的风险，还推动了个性化与重新融入的趋势。个体逐渐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但随后又借助数字平台这一桥梁，被重新编织进一个全新的社会网络体系之中。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重塑了我们与社会互动的模式。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和在线社区等数字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和表达自由，同时也为个人提供了发声的舞台，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意见的形成者。此外，算法宛如无形的指挥棒，在极大程度上主导着信息的流动与内容的呈现，进而极大地提高了个人在社会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加速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交织，催生了新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运动。社交媒体平台如Instagram、TikTok等，让用户能够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全球文化的创造。这些平台不仅促进了全球文化的传播，也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如李子柒的视频不仅吸引了中国观众，也吸引了大量国际观众。她凭借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与个性化展现，有力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许多外国观众在观看她的视频后，表达了对中国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这种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数字平台搭建起桥梁，使不同背景的人们得以分享故事与经历，从而促进了跨文化的深入对话与理解。这种身份认同的重塑，往往是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例如，近期所谓“TikTok难民”纷纷涌入小红书，使得该平台几乎一夜之间跃升为跨文化交流的热门场所。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用户，通过发布各自的“生活账单”，得以窥见远方他人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

三、“数字共通”是重新解释晚期现代社会的密码

哈贝马斯与众多后现代理论家持有不同观点，他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尽管他运用了一种批判性、全面的社会理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进行了理想化的描绘，并以此为基准，对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衰退进行了批评。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指出，在资本主义晚期，国家与私人企业接管了公共领域的主要职能，导致公共领域从一个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退化为一个受国家和私人企业控制的统治领域。他探讨了国家与公共科层制度如何渗透进经济和私人领域。国家在教育、调解社会冲突、提供社会福利等关键领域接管了公共职能，并进一步掌控了广播等新闻媒体。与此同时，大型公司亦涉足公共领域，促使个体由公民、政治及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单纯的文化消费者与政治、媒体景观的被动旁观者。哈贝马斯深刻剖析了新闻媒体、广告、公共关系及公司文化控制等新兴现象的崛起，揭示出这些渠道如何逐步削弱公共领域的权力基础，并最终取代理性个体、公民及政党等传统政治力量。哈贝马斯似乎只是重申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对文化工具的分析，并与其他批判学派的学者一样，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媒体如何日益控制当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哈贝马斯并未摒弃现代方案，反而始终坚守并维护着一种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现代理论，以此作为对抗实证主义和保守主义理论的有力武器。同时，哈贝马斯在维护现代性理论的过程中，积极呼吁修正启蒙理性的方案，建议从多方面对理性概念进行重构，并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深入批判。尽管现代性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科技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渗透及专家文化的主导，哈贝马斯却认为，现代性蕴含的推动理性、公正及道德发展的潜力尚未充分展现。社会的进步依赖于“未遭扭曲的交往”，这要求人们就争议话题展开理性探讨，确保每位参与者享有自由平等的发言权，致力于明晰议题与论据，并乐于接受更优论据，达成共识。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分析说，主体间性的存在使得个体得以自由交往，个体通过与自我的自由对话找寻自我认同，进而在无强制条件下实现社会化。这就意味着行为理论范式已经从目的行为转向交往行为，同时也意味着重建现代理性策略的改变，要想重建现代理性概念，就必须使世界观非中心化。他指出：“研究的焦点也因此而从认知—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交往理性的范式并非聚焦于单个主体与客观世界事物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深入到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具备言语及行为能力的主体间进行沟通与互动时得以构建与显现。在主体间性关系中，交往行为者借助自然语言这一媒介，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解释，并在此过程中与客观世界、共享的社会世界以及各自独特的主观世界建立起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不过，交往理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哈贝马斯所追求的在公共领域中达成意见的共识的目标。甚至我们经常发现，共识往往是被强制的，因而是违背参与者意愿的被扭曲的共识，这显然也不可能是民主的。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曾提出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张力的概念，即“争议性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墨菲认为，民主的本质在于承认社会冲突的不可消除性，她主张以建设性的对抗取代虚假的共识，从而保持政治的活力和动态平衡。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对公共领域中通常锚定的达成共识的目标进行修正，将其定位为通过公开的、制度化的正义表达差异。这种观点与我本人提出的数字共通理论有着相似之处。我提出的数字共通理论，其宗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它着重于在数字技术背景下重塑公共性，借助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推动理性对话的深入，并在适当时机促成共识的凝聚；其次，该理论在肯定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赋能效应的同时，亦深入剖析其潜在风险，致力于在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最后，数字共通理论不追求单一的共识，而是强调在多元化、碎片化的信息环境中，通过技术和社会机制实现动态的、局部的共识。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反思了早年追求的“共识”理想，并提出了“商谈质量”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了在数字时代公共领域中，通过满足特定要求来实现高质量商谈的重要性。他写道：“在公共领域中，选民形成舆论和意志的协商性质，是以贡献的商谈质量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达成共识的目标来衡量的；相反，参与者的真理导向应该是点燃一种无限制的意见争端，从中出现相互竞争的公众舆论。”他解释说：“国家公民的意愿，也就是主权者的意愿，在整个政治体系的决策中的总体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媒对这种舆论形成的解释性质量（aufklarenden qualitat）。舆论的形成依赖于记者对议题的设定、提供替代方案、传递信息以及呈现赞成与反对的立场。”

承认、领悟并珍视多样性与差异性，摒弃对同一性的盲目追求，探寻并珍视独异性，这无疑是晚期现代社会的鲜明写照。晚期现代主义推崇多元与包容，强调个人体验与文化根源的独特性，反对存在唯一真理或普遍准则。这一观念的转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身份、文化与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越发频繁，差异因此成为一种珍贵且丰富的资源。五彩斑斓的文化、纷繁多样的语言、多元并蓄的信仰以及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共同编织出一个复杂而多彩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认可和尊重差异有助于我们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联系，减少冲突和误解。通过聆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我们不仅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还能增进跨文化的交流与协作。在传统社会里，往往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某些文化和价值观被视为主流，而其他的则被边缘化。后现代主义犹如一股清流，勇敢地挑战了这种二元对立的陈规，大力倡导多样性和包容性，坚信每一种文化都蕴藏着独特的价值与深远的意义。例如，在艺术与文学领域，后现代的创作常通过拼贴、讽刺和模仿等手段，质疑传统形式和叙事。这种做法彰显了对多样性的拥抱，突出了多重阐释的广阔空间，激励着观众与读者积极参与意义的共创。此举不仅深化了艺术创作的内涵，还促进了对文化多元性以及个体经验的深刻挖掘。正因为如此，莱克维茨提出了“超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超文化的产生源自文化与非文化、有价值与习以为常事物间界限的不断模糊与消解。在超文化中，万物皆可不受拘束地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源，承载美学、伦理、叙事等多重文化价值及情感内涵。超文化旨在通过整合不同文化资源，促使个体在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上展现独特风貌，这种个性化彰显与传统文化规范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互动，形成了新的文化形式和社群，这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理和民族的限制。

当然，这绝非意味着在拥抱差异的同时，我们需要舍弃那些共同的价值观或普遍的人类温情。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尽管文化差异依旧存在，我们仍然在寻求共同的理解和共识，以应对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人权等全球性问题。通过对话与合作，我们可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未来的道路。比如就新闻传播实践而言，新闻专业理念起源于19世纪末，强调媒体作为独立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和责任，强调客观性和公共利益至上。新闻专业理念要求媒体和从业人员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报道新闻，挖掘事实真相，并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它强调新闻自由、媒介平等、信息的平衡/中立/准确/充分/相关，以及维护社会及文化秩序，这些原则构成了新闻媒介的专业身份。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新闻专业性面临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压力，尤其是在商业力量主导的环境中，新闻实践面临挑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要问题是虚假平衡（false equivalence），它追求表面中立，但无形中助长了虚假信息的泛滥。其次是系统性偏见，中立性往往默认现状，不经意间忽略了种族、阶级议题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弱势群体声音被淹没。最后，精英主导社会舆论的问题不容忽视，传统的“守门”机制因易受政治经济权力的左右，决定了谁的声音能被听见。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公众想通过相对有限的媒体渠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媒体的聚光灯一直聚焦于有权力和地位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普通人的声音往往不被听见，“全球南方”的群体则处于主流信息流动层的边缘。鉴于此，约翰·布达里克（John Budarick）提出了“竞争性多元主义”（agonistic pluralism）的新闻实践观念，他建议将新闻报道者的角色从“中立记录者”调整为“冲突协调者”。在实践中，布达里克强调策略性透明（strategic transparency），即记者明确自身立场与社会语境，公开解释报道框架的选择（例如“为何选择这些信源？”），以此取代宣称绝对客观的“上帝视角”。同时，他强调选择对抗性叙事模式，即主动呈现互斥观点，但通过事实核查、语境化分析引导公众辨识其合理性，而非简单罗列。布达里克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当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公共讨论环境。他相信，去中心化的报道方式可以帮助提升民主参与的质量，让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参与公共事务。

哈贝马斯认为，新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在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传播模式。因为它们在原则上赋予所有潜在用户以权力，使其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作者”。“它们不生产，不编辑，也不选择，但通过在全球网络中作为‘不负责任的’中介创造新的联系，并随着呈定额倍增的偶然和意外，启动和加强不可预测的商谈内容，它们深刻地改变了公共传播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共通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各类行动参与者要不停地探索和努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重构公共领域，例如通过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等手段，构建更加透明、公平的公共领域。对数字平台来说，要使用户能够清晰地了解平台的运作机制、数据使用政策、内容审核流程和算法决策等方面的信息。在当今数据驱动的社会中，透明度变得尤为重要，涉及用户信任、数据隐私、内容管理和公平竞争等多个维度。透明度是建立用户信任的基础。当平台公开其数据收集和使用政策、隐私保护措施及内容审核标准时，用户会感到更加安全，愿意分享个人信息和参与互动。透明的操作可以减少用户对数据滥用和隐私侵犯的担忧，从而提升用户对平台的忠诚度。透明的内容审核机制能够让用户理解平台如何判断和处理这些内容，以及背后的标准和流程。此外，平台的推荐算法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用户理解他们为何会接收到特定的信息或推荐，从而减少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的现象。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具有了筛选定义、推送信息和记录、存储个人数据的特殊权力，并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传统媒体的价值判断和把关权”。算法并非都能“向善”，算法的不当应用会导致信息茧房、数据滥用、媒体平台的公共性受阻，社会公器可能沦为可以被标价的商品，因此要加强对算法伦理与平台的治理，通过算法伦理和平台治理，减少算法操纵和信息茧房的影响，促进多元声音的表达。这是哈贝马斯一再强调的内容，他写道：“由于不同声音的日益不和谐，以及争议话题和意见内容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媒体消费者利用数字平台退回到志同道合者的信息茧房中。因为数字平台不仅鼓励我们自发创造出不同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世界，它们似乎还让某些顽固的交流孤岛在各种竞争性的公共领域中有着认知地位。”哈贝马斯发现了Facebook、YouTube、Instagram和X等由算法驱动的平台并不是中立的。巴以冲突发生以来，这些平台媒体有选择性地放大支持以色列的声音而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一书中披露，西方媒体常常通过简单化和极端化的方式来描绘伊斯兰，塑造出一种单一且负面的形象。西方媒体往往忽视了伊斯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穆斯林描绘成暴力、极端和不可理喻的群体。他认为，媒体的这种偏见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即西方在描述非西方文化时，常常采取一种优越的态度。这种优越感使得西方社会在看待伊斯兰时，倾向于将其视为“他者”，而非一个多元和丰富的文化体系。对于这一状况，萨义德是悲观的，他写道：“以当今的情况来看，无论‘伊斯兰教’抑或‘西方’都无法平心静气对待彼此或看待自身，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格外地徒劳无功：一种文化的成员是否能够真正获取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他给出的答案是：“获取遥远、异国事物客观知识的希望，在尼采之后又变得更为黯淡。”这种“黯淡”的希望，正是当下人们在数字交往领域遭遇的现实困境，共识难求，高质量的“商谈”同样不易，数字共通是一条不得不重新选择的道路。

数字共通这一概念有多个层面的含义，它不仅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性，确保不同系统和设备之间能够无缝对接和交流信息，还涉及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这意味着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解读和领会彼此的文化符号和表达方式。此外，它还强调了感情层面的共振和共鸣，即人们在情感上能够产生共鸣，体验到相似的情感反应。它还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鼓励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们进行交流和理解，促进思想的碰撞和融合。数字共通中的“共”，强调的是主体间的共显与共在，是差异的真实呈现。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我们常说全球有大约50亿人通过这个巨大的网络相互连接。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地去描绘一个模型，我们会发现这个庞大的网络实际上是由许多小的圈圈构成的。每一个小圈圈代表一个特定的圈层或社群。这些圈层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有些圈层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和互动；有些圈层则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有些人可能只在自己的圈层内活动，与其他圈层的互动非常有限。伊莱·帕里瑟（Eli Pariser）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来描述这样一个个唯我主义和孤立的小圈圈：“在过滤气泡中，那种能够提高洞察力和激发学习动力的机会几近于无。创造力通常是由来自不同学科和文化的思想相互碰撞所激发的……根据这一定义，一个由熟悉的事物构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什么可学的世界。如果个性化过头了，可能会阻止我们接触到具有头脑风暴特质的及打破常规的经验和思想，而这些经验和思想原本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和自我故步自封的认知。”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过滤气泡”却不是网络社会的全部，因为仍然有不少人能够跨越这些圈圈界限，与其他圈层的成员进行交流。也就是说，互联网上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内容或现象，它们能够同时影响和照亮所有的圈层，是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是“超级链接者”。这种现象和信息流动的全球性，正是互联网最引人入胜和最具魅力的地方，是数字共通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四、结语

数字技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重构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过程，它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社会理论，尤其是晚期现代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和改变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本文提出的数字共通理论假设，旨在尝试在数字技术环境中重建公共性和社会共识，当然，这种共识是指建立在承认和尊重个体的独异性、差异性的基础之上的共识，而不是谋求同一，更不追求普适性，从这一角度看，这是对西方开启的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数字共通的理念在某些方面呼应了后现代（或者说晚现代）的一些理论主张，但与后现代不同的是，数字共通仍然有重构共同体的梦想，而不是对共同体的解构。这种共同体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衣帽间表演会式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不同。鲍曼强调的是，个体通过表演和展示形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基于瞬时的、表面的连接，而非深厚的、持久的关系。这种共同体往往是流动的、临时的，反映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脆弱性。而“数字共通”旨在在数字技术的浪潮中找到一种新的平衡点，以促进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交流。

数字共通理论虽然根植于现代性理论的谱系之中，但它并非简单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观念，而是在深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数字技术和数字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能够回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现代性实践，能够对当下全球数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转型问题提供洞见和解答。“TikTok难民”和中国的小红书用户，在不久前一起开启了一段民间交往的浪漫时光，美国用户纷纷发帖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些人表示要请人教自己中文，一些人则表示可以教中国用户英文。有中国学生向美国网友请教如何做英语完形填空题，有美国网友向中国网友询问数学题。这就是一次短暂的数字共通的实践。这种共通的交流，就是人们内心的追求。正如有美国网友表示：“我只是想向你们保证，我们想努力找到一种方式与你们沟通，尊重你们的社区，我们想成为好的客人。”还有一些美国人，则呼吁同胞尊重小红书上的中国用户：“给来到这里的美国用户一个简短信息：请不要把政治带到这里。我们想在这里玩得开心，想在这里享受，我们想对已经在这里的人表示尊重。”尽管数字共通理论在成熟和完善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我们对此充满信心，相信它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不断丰富和深化。同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对人类社会未来存有乐观感一样，我们相信，尽管社会中仍存在暴力和冲突，但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人类可以继续朝着减少暴力、增进和平的方向发展。

（注释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吴飞,韩梦琳.晚期现代社会理论视野下的数字共通[J].现代出版,2025(3):39-50.